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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層面再次爲5G行業注入了強心劑。

工信部新聞發言人田玉龍表示，大力推動信息通訊業的高質量發展，2021年要有序推進5G網絡建設，加快6G的佈局，推動網絡優化的升級，確保網絡安全。

早在1月26日的國新辦2020年工業和信息化發展情況發佈會上，田玉龍就有過類似的論調。

他介紹稱，中國2020年將新建開通5G基站超過60萬個，終端連接數突破2億，實現全國所有地級以上城市覆蓋。田玉龍還進一步強調，要深入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戰略，“5G+工業互聯網”512工程深入推進，在網絡、平臺、安全三大體系建設實現規模化發展，有力支撐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和高質量發展。

截至目前，國家已多次表明對先進通訊技術的支持，伴隨着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對5G技術的需求也將會水漲船高。因此按理來說，對該行業的投資，勢必伴隨着投資機會。

可我們目前看到，A股5G概念板塊的估值，從2020Q3掉下來以後就沒有上去過。

目前整個5G概念板塊的PE估值爲70倍左右，與2020Q2~Q3期間的100~200倍估值相比已經腰斬，目前的分位數是27。

而市場更是對這一板塊的整體價格，做出了比較保守的預期，預計到2022年，板塊估值分位數將進一步回落到20倍的水平。

但是如果參考現有研報的觀點，市場對於5G產業的盈利能力，預期卻又是非常樂觀的。

2020~2030年，中國5G市場規模預計將最終增長到接近7萬億元，每年增速將總體保持在雙位數。

如果5G行業的盈利能力沒有問題，那麼對於估值的保守預期，很可能是因爲市場對於中國5G行業存在一定程度的信心不足。今年5G概念的估值走勢，也恰恰印證了這一點。

2020年8~9月，關於美國“制裁”中國5G技術的討論甚囂塵上，“制裁”的實施幾成定局。到了9月份，美國商務部針對華爲的芯片“禁令”正式生效，華爲7nm以下製程手機芯片的主要供應商紛紛表示“遵守美國法律法規”。

“制裁”對於中國5G智能手機產業是一記暴擊。於是在8~9月份之間，5G板塊估值腰斬，然後一路震盪下行來到了現在的水平。

其實我們也不難理解這種情緒的邏輯。

雖說國家層面和企業、消費者對5G芯片都給予了支持，但只要技術依然被“卡脖子”，信心就不太可能恢復。畢竟中國智能手機確實存在對外界的技術依賴。

而且這一技術問題，目前仍沒有解決的跡象。拜登政府上臺後，雖然極力抹黑特朗普政府，但對於“對華制裁”這一政治遺產則是曖昧不明地接受了，目前沒有太多有影響力的表態。而7nm以下製程的芯片，在中國還沒有生產的技術條件，連相關設備都沒辦法進口。

但我們必須要明確的是，智能手機遭遇“卡脖子”對於整個5G概念板塊來說，只是其中的一個短板。

消費電子領域只是5G技術的應用場景之一，而在智能汽車、港口、採礦等行業級應用方面，5G依然擁有廣闊的市場。

田玉龍表示，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正在呈現出集羣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發展態勢，裝備製造業的增加值比上年增長了6.6%，高於全部規上工業平均水平3.8個百分點，高技術製造業比上一年增長7.1%，高於全部規上平均工業水平4.3個百分點。

所以需要實現輕量化的5G應用場景，僅僅是全部場景中的一小部分。

事實上，中國最大芯片製造商中芯國際已經可以利用N+1技術，在14nm製程芯片上實現與7nm相近的算力。而眼下，產業對芯片的要求往往在成熟製程的區間。因此，我們目前被“卡脖子”的7nm以下製程芯片，並不會影響這些應用場景的技術研發。

與此同時，雲計算的蓬勃發展也可以對衝一部分芯片“卡脖子”的風險。

雲計算的概念之一，是將終端設備的算力集中到雲上，從而降低對智能消費電子產品芯片算力的需求，不僅可以進一步實現智能終端的輕量化，而且節省了生產的成本和“卡脖子”的風險。這對於集成了芯片的傳統智能手機來說，可謂“降維打擊”。

綜上所述，目前行業對5G概念的估值，可以說是過於悲觀的。雖然短期內“失敗主義”情緒仍然可能主導5G概念在二級市場的邏輯，但長期來看，受到行業級應用場景的拉動，板塊的整體估值仍然有重新審視的空間。

如果華爲、中興等遭遇“卡脖子”的企業能夠在行業級場景下“曲線救國”，那麼板塊的整體高估值就可以爲他們的消費電子業務帶來喘息的機會。

事實上這些公司也正是這麼做的。

華爲今年8月推出“南泥灣”項目，借三五九旅屯墾的典故，喻指當下艱苦的環境。同時，華爲也在多個領域積極佈局，以從特朗普政府的“戰略封鎖”中求生存。

這些領域包括雲服務、智能汽車、智能家居、移動終端、移動支付、線上娛樂等等。華爲將自己的身影，融入到中國消費者生活的方方面面，發力新消費。畢竟華爲只是在最尖端的技術上遭遇“卡脖子”，一般民用和商用的輸出能力還是綽綽有餘的。

所以“卡脖子”什麼的，問題不大。

而真正現實的問題在於，市場對整個5G板塊的信心，何時能夠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