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先生的千余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人。120年后的今天，1078万学子走进考场，对这里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高考无异于人生的十字路口。

和往年一样，河南还是“地狱模式”，今年有125万考生报名，复读生比率高达40%；毛坦厂中学的车队依旧按时发车，第一部车的司机和学生还是均属马或姓马，寓意马到成功；众多来自企业家、明星和其他名人的祝福准点刷屏，一切都是熟悉的模样。

但在不知不觉中，考生人数每年创下新高之外，高考的意义也在变化，从“为国读书”到为好工作读书，经济社会的进步让高考的价值越来越聚焦于个人，同样改变的还有不同人群对于高考的态度，逐渐走向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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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再难定终身

高考本身是很公平的，它将一个人的智商、学识、努力都放在同等的标准下进行考量，择优录取。

某种意义上说高考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

在过去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因为“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而被扔进了垃圾堆，但是事实证明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尽管存在各种问题，高考仍是最优解，是无数人得以改变命运的途径。

在我们熟知的名人当中，诸多行业的大拿都是通过高考实现了阶层的跨越。

如果没有高考，27岁的棉纺织厂搬运工张艺谋，19岁石油工人李小加，可能早早地就过上了喝茶逗鸟的工厂退休生活，而俞敏洪、李东生、王毅等人大概率也会在工人阶层度过普通的一生。

早先，高考还是名副其实的“挤独木桥”。1977年恢复高考时，570万人报名，录取比例只有区区5.3%。这一数字在80年初期逐步提高，从20%升到90年代30%，现在已经高达90%。同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在不断上升，2003年是17%，2020年是54.4%，7年翻了两倍。

从大数据来看，独木桥没似乎那么挤了。

不过，挤不挤，只是相对的。

2020年高考一本上线率达到30%以上的地区共三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其中北京市参考人数4.92万，上线人数2.25万，一本上线率为45.68%。反观倒数的广西、河南、西藏，100个人中只有约11个人能上一本大学。

在顶尖学校的录取上，情况同样如此。

越穷的地方，越难上大学，也越难考上好大学，这是不争的事实。

区域歧视之外，更重要在于，高考的价值属性在不断被削弱。恢复高考的44年来，“精英教育”终变为“大众教育”，上名校仍然是是每个学生的梦想，但是好大学早已不再是“出人头地”的充分条件。

在没有经济水平和地位上的分别的时候，尽管存在各种差异，高考仍是唯一的游戏规则，没有太多例外，通过自身的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然后，优秀的人鲤鱼跃龙门，就创造了新的台阶。

差异化是这个世界发展的源动力，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阶层这东西是有“继承性”的：一个没有家产与积蓄的普通人，可能一生无论再努力，也无法超越通过继承上一辈人的财产得到的财富多。

所以，N多年后普通家庭通过高考跨越阶层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当这些一代代承袭下来的优势可以让人得以规避“游戏规则”。

“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的学生每天有17.5个小时在教室里度过，吃饭作息时间安排精确到秒，强度比996还要高，衡水中学的学生打个饭排队还要背单词，最后的结果或许和北京人大附中某位轻松学习的同学差不多。

这种分化，将会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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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还在考场之外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前，“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真言就是中国大学全部的录取条件，而这种方式造成的结果是，一些党的干部利用特权招收自己子女，当年教育学家查全性在向邓总设计师报告时，表达了一位教育家的气愤：“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高考给了普通人机会，为了脱颖而出考上名校，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内卷”。

前两天有专家说，内卷才是学生的福利，否则怎么拼得过富二代？

的确，高考给了普通人机会，但专家没说的是大部分富二代都在规避高考。

2014年，潘石屹先后向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1000万美元，说是要“让中国的贫困学生到世界一流大学去读本科”。后来，潘石屹的两个儿子就进了世界名校就读。

李嘉诚曾经向斯坦福捐3700万美金，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都如愿以偿进入斯坦福就读；2019年震惊世界的美国知名大学受贿丑闻案中，两笔贿赂巨款均出自中国家庭，其中山东某制药公司董事长花了650万美元让女儿雨思进入斯坦福大学。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顶级的富豪直接花钱保送，次一级的财富不够达到“捐款”门槛的家庭，可以拿到各种名额出国留学镀金，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70.35万人，其中自费人数占比超过9成。即便是在国内也有各种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名校的自主招生、特招生计划，比如通过移民或者拿到北京上海的户口，再比如大学夏令营班和各类的高水平辅导班。

而这些人家的孩子，是不会出现在毛坦厂中学和衡水中学拼命内卷的队伍当中的。

2019年，55%的新中产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在10%-30%之间，9.9%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超过50%。此外，家庭年收入越高，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越大：年收入在20万元-30万元之间的新中产家庭中，该比例仅为3.3%；年收入超过80万元的家庭中，15.5%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超过50%。

想一想，在同等智商水平下，一个拥有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丰厚资源，一个纯靠努力，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并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用自己奋斗得来的优势为子女提供捷径，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好批判的。本质上这也是一种“公平”，只不过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纳入了金钱、资源、地位等考量标准的公平，不为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的公平。

我们不想批判什么是非对错，只是在单纯地讨论一种现象——富裕的家庭在想发设发规避高考，而普通人只能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内卷。当这些捷径越来越多，穷富之间的固化愈发明显，跃层变得越来越难，高考就渐渐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内卷游戏。

有那么一撮人，在高考考场之外就已经赢了。

但虽如此，这并不就意味着普通家庭子弟就要从此认命，然后选择躺平。

在当前形势下，高考可能是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子弟最便宜、最有效、最公平的，乃至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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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心里要有光

躺平文化，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曾经年轻人的偶像董明珠、白岩松开始被调侃，翟鸿燊、陈安之的成功学被弃之如敝履，身边喝鸡汤的人也渐渐绝了迹，书店推广角《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早已不见，畅销榜上取而代之的是《活着》和《人间失格》，“忍受苦难”和“丧”文化已然成为主流。

我们常常笑言，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出生。有一个富爸爸，这辈子就赢在了起跑线上，这话听起来扎心却再真实不过。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

内卷的时代，摆在大多数人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躺平不作为，另一个是积极地参与进去。我们无法对既定的事实作出改变，但可以对尚有无数种可能的未来抱有希望，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高考仍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转折点。

对毛坦厂那些出身贫困的孩子来说，高考的路走得很艰难，但这是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路。这条路就是走出大山的路，哪怕是一条很窄的独木桥，而选择旁观，也就放弃了大部分的可能。

这就是为何每年的一本录取率很低，但参加高考的人数却依然连年增长，因为相信付出终会有回报。

这个世界可能确实不够公平，也不够美好，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勤勉、上进，尽力做好自己该做以及能做的。毕竟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仅仅是一所好大学，而是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未来某天可以有力量去改变。

路虽不好走，但心中有光，何惧山高路长。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