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中國智庫 作者：馮利華 張曉蘭

在關於中國宏觀經濟的討論中，提振內需一直是個持續多年的話題，尤其是當我國人均GDP在去年突破1萬美元后，經濟由外向型拉大向內需驅動轉型，迫切性日漸提升；但究竟如何提振內需，卻一直缺乏有效政策手段。

而如果把視野放寬，我們會發現，近鄰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特別是1981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后，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消費升級和產業高端化的積極效果，但也帶來了一定的泡沫經濟和產業空心化的教訓，值得我國借鑑與警惕。

本期小編分享國家信息中心馮利華、張曉蘭對日本這段擴大內需歷史經驗教訓的研究。

以下為正文：

20世紀50-70年代中期，日本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推動了戰後經濟快速崛起。但70-8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疊加日美經貿摩擦，日本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政府開始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模式。特別是1981年日本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后，居民消費水平進一步提高，消費熱點由60年代的物質型消費轉向高層次的服務型消費，“消費革命”推動外需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向內需主導型轉變。

這期間，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但也帶來了一定的教訓，值得我國借鑑與警惕。

1974—1991年日本擴大內需的階段性特徵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後，日本經濟增長動力出現了變化，經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投資增長出現放緩趨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步下降，1974—1991年投資年均貢獻率為28.4%，低於1956—1973年的34.5%。其中，1974年投資率為37.3%，1986年下降至27.7%後出現回升，1991年達到32.2%，這主要與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本房地產泡沫的形成有很大關係。

而這一時期，“消費革命”推動外需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向內需主導型轉變。日本人均GDP在1981年首次突破1萬美元，在1992年超過3萬美元，正式進入高收入水平和“大眾高消費階段”。日本各階層間收入差距較小，居民消費升級主要集中在信息互聯網行業（ICT）、住宅與房地產行業、在外就餐等幾個代表性行業。隨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這些行業的支出彈性大幅下降，而休閒娛樂、教育以及健康醫療等的支出彈性，受收入變化影響不明顯。

1.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推動從物質型消費轉向更高層次的服務型消費

7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居民收入穩步提升，收入差距明顯降低，基尼係數從1970年的0.414降至1981年的0.334 。消費率明顯提高，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提高，從1980年的0.9%大幅提高至1987年的5.0%。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從1980年的3.4個百分點快速下降至1987年的-0.7個百分點，而1987年日本經濟增長率僅為4.2%。

同時，居民消費水平進一步提高，消費熱點由60年代的物質型消費大幅提升，向70年代中後期的高層次服務型消費轉型升級。此時，居民除了追求更充裕的物質生活外，還注重生活品質的提高，整個國家進入休閒時代和“大眾高消費”時期，餐飲業、超市和便利店、旅遊業等發展迅猛，娛樂和交際費用也從無到有，交通、通信、教育、醫療保健、休閒娛樂、旅遊等服務消費，成為新的消費熱點，高爾夫球、保齡球、旅行等休閒產業，也順勢成為居民消費時尚。

2.貿易摩擦加速，推動經濟向“內需主導型”轉變

進入80年代中後期，日美貿易摩擦加速推動日本經濟向內需主導型轉變，日本政府把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經濟增長也從外需主導型開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86年發佈的“前川報吿”，提出加快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以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生活質量提高為主要政策切入點，建設和完備國民生活環境，增加政府“住宅金融公庫”的貸款額度，推行地方債修築下水道、電力、煤氣等公共基礎設施，大力充實教育、醫療等社會公共投資，促進企業提高工資、鼓勵發展進口、縮短勞動時間和改善勞動條件等。

同時，政府還通過加快技術研發投入，擴大中高端供給。日本研發經費佔GDP的比重，從1971年的1.85%上升至1990年的3%，超過同年美、英、德、法等發達國家的2.63%、2.21%、2.72%和2.43%。

3.泡沫經濟財富效應驅動內需消費進入虛假繁榮

1986—1991年間，支持日本內需擴大的主要因素，是民間設備投資和個人消費。這一階段消費興旺的基礎，不是實體經濟的發展，而是泡沫經濟對消費驅動造成的虛假繁榮，主要建立在由股票、證券和地價猛漲產生的投機性虛擬經濟的基礎上，並且這次消費熱潮主要集中於超富階層，缺乏廣泛的大眾基礎。

在美國政府的打壓下，日本政府為擴大內需而實行擴張財政政策和寬鬆貨幣政策，長期維持固定低利率，使得居民對儲蓄的熱情不斷下降，對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熱情不斷高漲；個人最終消費支出猛增，增長率從1987年的4%快速提高到1990年的6.3%。

與此同時，日元升值促使產業設備投資、住宅投資和辦公投資等不斷增加，日本國內設備投資與名義GDP之比逐年遞增，成為短期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力之一。其中，1987—1990年日本設備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2.7%，相當於同期經濟實際增長率（4.7%）的2.7倍，創下戰後資本形成率的最高紀錄。而這些需求又刺激了生產資料和資本需求的擴大，導致產能大量過剩。據統計，當時日本汽車產能約有300萬輛過剩，而100萬輛產能的汽車生產線大約需要投資5000億日元。

日本培育和激發內需市場的經驗與教訓

20世紀70—8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嚴重影響了日本經濟發展，日本政府通過加快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推進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減少政府對市場準入的干預等方式，建立起較為全面而完整的產業結構，為日本擴大內需奠定了堅實基礎。但與此同時，在擴大內需過程中，由於宏觀調控政策執行存在失誤，導致未能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日本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

1.利用先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政府意識到創新對擴大內需的重要性，開始利用先進技術手段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實現生產自動化和高質量化，推動提升產品質量和優化產業結構。

日本政府在《日本通商產業政策》中明確表示，要將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化型結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的“後工業化型結構”轉變，建立以知識、技術密集型為主導的經濟增長路線。特別是在傳統產業中應用集成電路等電子技術，推動電子工業與機械工業結合，繼而形成具有競爭力的“電機產業”。

1988年，日本通產省產業政策局又提出“構築內需型產業結構”設想，特別強調要對新的內需型產業發展和外向依存型產業向內開拓的市場行為，給予資金、財税、信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2.推進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

日本政府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以及新產品、新技術、新領域的探索開拓，鼓勵上下游企業合作創新，進而降低研發成本、縮短研發時間，為日本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奠定基礎。

例如，深度開發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重點發展集成電路、半導體、先進製造業、精密機械等資源消耗少、附加值高的產業，並在貸款和税收方面給予優惠。1983年，日本半導體產業產值就已超過大部分歐洲國家，而且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開始連年超過美國。

3.營造良好環境以擴大市場投資

日本在推進市場化的改革中，奉行“小政府、大市場”模式。80年代，日本政府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實行大幅減税、放松管制、促進競爭等措施，以提振內需增長。日本政府將公司税率從42%逐步減少到30%，個人所得税率也從75%下降至37%。

1981—1990年間，日本政府一般預算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8%下降至16%左右，一般預算支出佔GDP的比重，從17.8%下降到15.5%。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推進制度性改革，通過完善各領域的法律法規，大幅減少對產業發展的干預，力圖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

4.縮小貧富差距推動中產階級發展

日本政府一方面採取了一系列促進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政策，提高國民人均收入，有效縮小城鄉差別，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加強對全國基礎教育實行高度集中的標準化管理，保證了各地中小學校均衡發展，保障了教育的公平化以及教育質量的提升；同時，政府還構築起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國民皆保險、國民皆年金”的社會保障制度，並出台了關於穩定中高年僱用和確保僱用領域男女機會與待遇均等的相關法律，以及僱傭保險法等法律法規，穩定了就業，保障了中產階層的“中流生活”。

5.採取錯誤的宏觀政策，導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係失衡

80年代中後期，日本政府採取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了金融泡沫，推高了房地產和股票的價格，而對實體經濟的融資則產生過度的擠出效應。日本國內企業也將大量的過剩資本投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共同推高了資產價格。

另外，日本政府還加速擴大海外投資規模，實體經濟中的大量生產資本加速向外轉移，忽略了發展本國高端技術產業，造成產業嚴重的“空心化”。

這一時期，日本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失誤，未能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推動了虛擬經濟過度膨脹，並最終觸發了泡沫危機。

對我國的啟示

日本通過擴大內需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了由“國富模式”向“民富模式”的轉型，為培育市場動力、激發市場潛力，提供了更加堅實的經濟基礎。日本政府當年出台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為當前我國內需市場的發展提供了良好借鑑。我國應借鑑日本經驗，建立有利於提高製造業投資和完善消費市場的長效機制。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有效釋放和擴大消費需求

日本政府將擴大內需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採取減量經營、減税等措施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當前，我國龐大的內需市場尚未完全釋放，“新基建”和新型消費等需求大。對此，我國應借鑑日本經驗，加大政策支持，完善政策保障，破除內需的體制機制障礙，真正實現擴大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

一是改善消費環境，制定出台鼓勵居民合理消費的財税、信貸、投資等政策，加快推進“新基建”和城鎮化建設，紮實實現將儲蓄轉化為內需的目的。

二是從體制、機制創新方面激活消費，大力培育信息消費、旅遊消費、綠色循環消費、品牌消費、線上消費等新的消費熱點，加快推進消費結構轉型。

三是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內需，在制定相關政策的基礎上，引導和刺激居民消費需求，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提升，並最終提高全社會的有效需求水平。

2.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教育醫療等公共支出

日本政府通過增加醫療教育等公共支出，有效發揮國內市場作用。當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太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在覆蓋範圍、投資力度等方面，與日本存在較大差距。對此，我國要借鑑日本經驗，繼續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教育醫療等公共支出。

一是提高社會保障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例，加快建立和完善企業員工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保障制度。

二是不斷擴大社會保障的範圍和對象，提高社會保障的覆蓋率，特別是加大我國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力度，使居民和農民均能享受到社會保障的福利。

三是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加快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居民提供良好的醫療、教育、交通和養老服務等。

3.以消費需求為導向，推動構築內需型產業結構

日本政府在從以外需為主向以內需為主轉變的過程中，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升級。同時，以國內消費需求為目標的生產、技術進步及產業升級，刺激了消費並帶動了內需的擴大。我國擁有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在縱深度上要遠遠高於日本，在擴大內需消費上也具有很大潛力。對此，我國要借鑑日本經驗，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為導向，同步加大製造業投資和激發消費需求。

一是重點開發和挖掘中西部地區市場，形成東、中、西部階層式的消費需求。

二是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轉型升級和居民消費升級等，加快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重點發展服務業，增加休閒娛樂、健康醫療、教育、旅遊等服務供給。

三是利用先進技術進一步提升製造業水平，生產中高端產品，提高產品附加值和競爭力；加強科技應用，推進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大發展。

4.適時調整宏觀政策，切實做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工作

日本政府在從以外需為主向以內需為主轉變的過程中，希望通過財税貨幣政策發揮作用，但由於宏觀經濟政策的失誤，未能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最終導致房地產泡沫。對此，我國應吸取日本教訓，宏觀調控須深刻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關鍵內涵。

一要緊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圍繞建設有效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行宏觀調控體系佈局。

二要重點圍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創新和完善金融調控，守住系統性風險底線。

三要正確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做好宏觀調控與結構性改革的配合，着力推動我國內需型經濟轉型。